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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堅決查處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
        2023-10-11 1579次

       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,“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”。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指出,“堅決查處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”。新型腐敗與傳統類型腐敗相比,體現為一些新的腐敗行為表現方式。實踐中,很多新型腐敗之所以“新”,就在于其“隱”,與傳統直接、單一、簡單的腐敗行為相比,呈現出更多的偽裝性、隱蔽性。面對腐敗手段隱形變異、翻新升級,我們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,研究新問題新情況,緊緊抓住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特征和表現,與時俱進破解實踐難題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一、深入把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特征和表現

        (一)從腐敗手段上看:具有間接性、市場性、迷惑性。與傳統腐敗類型“一手辦事,一手收錢”不同,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一般采取迂回策略,提前謀劃、層層設防,間接性、市場性的特征非常明顯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1. 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。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,一些腐敗分子精心設計交易過程、資金流向、收益結算,為腐敗行為披上“市場化”“專業化”的隱身衣,企圖以民事行為、市場交易來偽裝、掩飾、混淆、辯解,掩蓋權錢交易本質,主要手段有“虛增交易環節”“放貸收息”“低買高賣”等。以“虛增交易環節”為例,腐敗分子將謀利手段嵌入合法交易過程中,使之成為交易中的一個環節,從而增加交易成本,達到貪腐目的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2. 通過“期權變現”,實現“延期滿足”。一些腐敗分子為所謂的“安全”起見,任職期間不急于追求利益變現,而是通過打“時間差”將手中權力“期權化”,延緩利益兌現時機,離開工作崗位或退休后才兌現利益,實現了不正當利益的“延遲交付”和“延期滿足”。比如,某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趙某某,利用職權幫助老鄉唐某獲得了多個工程項目,為了“安全”起見,雙方約定待趙某某退休后唐某再送給其300萬元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3. 政商“旋轉門”、銀企“旋轉門”等花樣百出。一些腐敗分子在任職期間“提前筑巢”,為企業謀取利益,離職后到關聯企業任職領取“定制高薪”實現權力變現,大搞政商“旋轉門”、銀企“旋轉門”、“逃逸式離職”。該腐敗類型往往涉及任職期間謀利、離職后“任職”“領薪”等諸多環節,還可能披上“人才引進”“專家顧問”“實際參與經營管理”等外衣,加上企業定薪機制差異大、薪資水平浮動也大,有的公司甚至是“一人一薪”,查處難度加大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4. 利用“影子公司”“影子股東”隱居幕后。“影子股東”即腐敗分子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力,以他人名義代持股份并獲得非法收益。“影子公司”比“影子股東”更為隱蔽,腐敗分子不直接出面參與公司經營活動,而是隱藏于幕后暗中操控,以其配偶、子女或其他特定關系人的名義設立“影子公司”,安排親屬充當“臺前木偶”,并利用自己的職務影響為公司經營站臺撐腰,在甲方和乙方的雙重角色中切換,亦官亦商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5. 境內辦事,境外收錢。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,腐敗行為的風險越來越高,一些腐敗分子將目光轉向境外,大搞境內辦事境外收錢、境內幫忙境外受益,腐敗手段呈現境內外交織、勾連的特點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(二)從腐敗主體和對象上看:多元化與特定化并存。從查處的案件看,腐敗主體從近親屬等身邊人,擴展到遠親、姻親、同學、朋友等“局外人”,呈現“家族化”“圈子化”特點。在腐敗對象的選擇上,一些腐敗分子從來者不拒到只和少數幾個“圈內人”打交道,腐敗對象特定化傾向比較明顯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1. 扶植“代理人”掩蓋權錢交易。為了降低風險,一些腐敗分子不愿“親自動手”直接收錢,而是通過扶植一名或數名相對固定的“代理人”,或利用特定關系人間接獲取腐敗利益。通過扶植“代理人”,不僅能夠掩蓋不正當利益輸送的過程,還能夠將腐敗鏈條人為復雜化,為腐敗行為構筑“防火墻”。比如,某州原州長向某某,從不直接和商人老板打交道,當有商人到辦公室找到她送予好處,她甚至怒斥該商人“不講規矩”,儼然一個“清官”,而暗地里卻將其胞妹培養成“代理人”,凡是涉及錢和項目都是其胞妹在背后操盤,盡管向某某沒有親自收受過一筆賄賂,卻通過其胞妹從各種工程項目中攫取了數千萬元的非法利益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2. 培養“錢袋子”代為保管不義之財。一些腐敗分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,約定收受或索取財物數額,但由請托人或“錢袋子”代為保管、隨時取用。即便案發,因為行為人并不直接與腐敗利益產生聯系,如果行受賄雙方不交代,查處難度則很大,腐敗手段非常隱蔽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3. 精心“挑選”或“培養”行賄對象。從近年來查處的案件來看,“來者不拒”的腐敗案件少了,而“精心挑選”甚至“精心培養”行賄對象的案件開始增多。一些腐敗分子精心策劃,只選擇與一個或者幾個固定的“圈內人”來往,只收特定人員的財物,對于其他人送的錢一概不收,既能借此營造出“清廉”的假象,又能獲得較大的“安全性”。比如,某市委原副秘書長鄒某,自認為和商人老板打交道“不安全”,便只和與自己關系較好同學吳某、表弟盧某來往,對二人竭盡全力進行扶持,其家庭購車、購房等大額支出全部由二人買單,案發時,盡管鄒某的受賄數額高達1000多萬元,但其受賄的對象只有吳某、盧某兩人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(三)從案發領域上看:行業性、地域性特征明顯。權力集中、資金密集、資源富集的行業領域也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高發的領域,具有鮮明的行業性特征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1. 工程項目招投標領域案件高發。招投標專業化要求高、程序鏈條長、涉及利益巨大,往往水深“貓膩”多,幕后操控、圍標串標、工程“掮客”等問題防不勝防,發現和查處難度較大,也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案件高發的領域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2. 國有企業、平臺公司投融資領域案件集中。國有企業、平臺公司投融資領域資金密集、資源富集,加上投融資業務專業化、信息化程度高,在融資、并購、重組等業務中,腐敗分子通過實際出資、同股同權、按比例分紅等“合法”的表現方式,掩蓋利益輸送,從中攫取巨額利益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3. 金融領域貪腐“新手段”逐漸增多。金融領域違規發放貸款、挪用金融資金獲取利益等“老套路”少了,但更具專業性、復雜性的“新手段”逐漸增多。腐敗分子采取專業化的手段和方式對其腐敗行為進行包裝,與金融業務、金融交易工具相互嵌套,隱藏在正常金融業務活動中兌現利益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4. 開發區和新區建設領域易發多發。開發區和新區的土地開發集中、重大項目云集、資金規模較大,享有諸多優惠政策和管理自主權,再加之政府監管部門的設置、監管權力的運行滯后于建設開發速度,極易滋生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(四)從標的形式上看:由簡單向復雜轉化。腐敗利益的表現形式更加復雜和多樣,不再局限于顯性和實體性財產利益,電子卡券、文玩字畫等都可能成為利益輸送的方式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1. 電子紅包、卡券屢見不鮮。近年來,借助新的網絡工具、方法、途徑,“好處費”“辛苦費”通過電子紅包、電子卡券進入腐敗分子的腰包,“土特產”“小心意”搭乘快遞上門,讓送禮和收禮都變得更加隱蔽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2.“雅賄”依然存在。有別于傳統腐敗類型,“雅賄”因其以文墨、愛好為掩飾,加上所謂“雅”物的文藝品價值難以區分,導致識別難度比常規腐敗手段更高。近年來,衍生出的掛名著書、高價“墨寶”、文玩玉器以及比賽獎金等賄賂形式,使得腐敗表現形式更加復雜,也更加難以被識別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3.“折扣”“優惠”等名目繁多。隨著腐敗行為向市場化發展,腐敗利益也逐步市場化,部分腐敗分子盯上了市場交易中的“折扣”“優惠”“內部價”等“福利”,將權錢交易隱藏到高額“折扣”和“優惠”之中,即使被發現也會因為商品價格正常波動、商業促銷、企業銷售策略等因素導致查處難度增大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二、深刻剖析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滋生的原因

        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滋生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,一方面,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,腐敗分子規避打擊的動機更強;另一方面,信息技術發展、經濟業態多樣,同時,制度供給不足,也給腐敗問題的查處帶來了客觀困難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(一)腐敗分子規避打擊的動機更強。隨著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,腐敗存在的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小,一些腐敗分子轉而尋求更具隱蔽性與迷惑性的手段進行貪腐。在僥幸心理的支配下,有的腐敗分子更加精心謀劃,防范、應對被查處的腐敗手段和方法不斷更新、隱蔽、異化。實踐中,部分腐敗分子不僅精通業務,還熟知法律法規,甚至“比照著犯罪構成要件規避查處”,通常會將腐敗行為隱藏于正常的業務或交易之中,外部監督很難探查到其腐敗征兆,而且廉潔風險分散,查處難度很大。以信貸為例,從調查、定價、審批、投放、管理到清收、盤活、轉讓、核銷,每個環節都有可能成為腐敗分子“夾帶私貨”的目標,腐敗手段的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,日常監督較難發現和識別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(二)新興行業高速發展,技術手段演化升級,為腐敗分子提供更多可乘之機。隨著互聯網科技的進步,金融服務、電子支付、網絡交易等新興業態高速發展,借助于網絡技術,腐敗的利益載體不再局限于現金、銀行卡、貴金屬等實體性財物,股票、證券、基金、理財項目等更為隱蔽的方式已經成為腐敗的重要手段,腐敗分子可以通過電子支付工具、網絡交易平臺、網絡金融衍生產品等手段實現權錢交易。在這些新興領域中,部分腐敗分子利用掌握的專業技術知識,人為制造信息壁壘和識別障礙,不懂技術、不懂業務的“外行人”很難發現其中的“貓膩”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(三)行業監管措施不到位,相關制度更新較慢。隨著經濟高速發展,制度供給和政策規定一旦滯后或不足,就會讓別有用心之人“鉆空子”。實踐中,行業監管措施不到位,尤其是在融資、拆遷、項目建設等領域,政策彈性較大,缺乏具體的操作規范,導致“一把手”權力高度集中,容易滋生腐敗,尤其是高新區、開發區等地域,這一問題更為突出。從近幾年我省查辦的系列案件來看,制度缺失、監管缺位的問題非常普遍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三、透過現象揭露本質,依規依紀依法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

        無論腐敗手段如何花樣翻新、腐敗路徑如何精心設計、腐敗利益如何騰挪轉化,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權錢交易的本質不會變,要緊緊抓住權錢交易這個本質特征,培養穿透性思維,善于透過紛繁復雜的行為表象揭露出違紀違法的本質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樹立政治思維,準確認識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背后的政治危害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,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,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、代理人,堅決防止政商勾連、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。從近年來查處的案件看,金融行業、國有平臺公司等領域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的高發地帶,有相當比例的案件中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相交織,政治危害極大。要從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、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、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的高度,深刻揭示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的社會危害性,防止政商勾連、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,斬斷權力與資本的勾連紐帶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樹立法治思維,準確適用紀法規定。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正風肅紀反腐,是實現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。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具有隱蔽性、復雜性,更需要牢固樹立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理念,對腐敗行為抽絲剝繭,準確適用紀法規定。在違紀行為的認定上,要緊緊抓住黨規黨紀對相關問題的規定,從職務行為的性質、是否存在利益沖突、是否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等方面對行為進行全面分析。在涉嫌犯罪的認定方面,要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界限,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,一罪與數罪,切實貫徹罪刑法定、疑罪從無和證據裁判原則,立足案件事實證據作出判斷和處理,尤其要全面理解刑法和監察法實施條例等條文規定,積極探索不常用職務犯罪罪名的實踐應用。

        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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